五大学说与洛阳——玄学形成于此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哲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与之相对应的，在现实社会中就是以君尊臣卑为代表的一套伦理规范（当时称为名教）。到了汉末，社会陷入大乱，统一了四百年的汉帝国开始分裂，由大一统帝国相维系的儒教信仰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士人开始探讨儒教伦理的依据，追问宇宙、社会、人类的本原，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抽象的玄远深微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哲理讨论就被称为玄学。玄学讨论的参与者是名士，曹魏、西晋时期，洛阳作为首都是名士荟萃之地，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也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玄学的发展包括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为玄学的发生、发展期，最后一个阶段出现了佛玄合流，属于尾声。前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何晏和王弼、阮籍和嵇康、裴颜和郭象，这几人都主要在洛阳生活和工作，因此，洛阳是玄学的形成地和发展地。据《晋书》记载：西晋政权统一天下之后，东吴的文化精英陆云被召赴洛阳，途中夜晚迷了路，忽然望见草丛中有火光，走近看时，发现是一处人家，便住在那里过夜，这家有一个潇洒青年，他和陆云一起谈论老子，说的道理都非常玄远深微。天明后，陆云离开，遇到朋友说起这件事，朋友告诉陆云过夜的地方并没有人家。陆云于是再寻找那个地方，发现竟是王弼的墓地。陆云是东吴人，本来不懂得玄学，从此之后，谈论玄学突飞猛进。这个故事虽显得离奇，但却说明一个事实，玄学本是在以洛阳为中心地域发展的学问，东吴灭亡之后，处于强势的洛阳学风挟胜者之威笼罩了整个中国，玄学随之流播到大江南北。玄学家融合道家、儒家的理论，围绕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深入讨论，他们所推崇的是自然。如王弼以无为本，他认为无形无名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依据，事物自然而然地客观存在着，宇宙本体的最大功绩在于顺应事物的自然之性，没有其他任何作为。郭象以“独化自足”为宗旨，他指出“造物无物”，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发生和存在的，“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他们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汉代主流哲学的走向是神化圣人（圣王），魏晋玄学突出“自然”这一概念，扭转了这种“造神”运动，对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这是魏晋玄学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一个影响。自然界是一个没有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比人更能体现玄学家的哲理感悟，因此魏晋名士开始“以玄对山水”，对自然进行了全新观照，如左思说“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顾恺之形容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话都表现了一种对自然之美的新鲜活泼的浓酣趣味，虽然典型体现中国文化意趣的山水画、山水诗的定型虽然尚待后日，但其艺术精神却由此确定下来。魏晋玄学的方法论是言意之辨。玄学论天道不拘泥于构成质料，而是深入探讨本体存在；论人事则不看重有形的具体的迹象，而专注于神理妙用。在玄学家们看来，具体的迹象是可说的，是有名有言的；而抽象的本体，则是无名绝言而只能意会的。因此，玄学家主张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去意会抽象的根本。玄学的这个主张，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创作方面，中国古典文艺最注重立意，提出文以载道，技巧表现上则要传神；在欣赏方面，中国传统则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诗情画意”“韵味”“境界”等概念，也都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