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朝古都之东汉
摘要：
出身于南阳贵族家庭的刘秀，在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以后，夺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于公元25年定都洛阳。他认为汉属火德。忌水，所以改写洛阳为雒阳(“雒”同洛，周时亦称洛阳为“雒邑”)。经过10多年征战，东汉重新统一了全国。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市建筑宏伟壮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在手工业方面，冶炼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能够炼白口铁、麻口铁、灰口铁和脱碳钢，并且比欧洲早一千多年用煤作燃料。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市面上有很多商店和商贩。商人们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来自国外。洛阳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文人们汇集在洛阳。当时洛阳有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学生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洛阳还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东观。著名的国家天文台——灵台也建在这里。许多著作和发明在洛阳诞生，如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蔡伦改进造纸术，班固著((汉书》等等。东汉时，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官方建立的第一座寺庙，是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的中心。东汉除了董卓挟汉献帝迁长安6年，曹操挟汉献帝迁许昌24年外，在洛阳定都时间为14帝166年。
洛阳成为东汉的帝王之都，缘起于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光武帝刘秀。当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在他的名著《东都赋》中有一段铿锵有致的文字，热情地歌颂了刘秀叱咤风云，镇定乾坤，称帝建都洛阳的业绩。文中说：“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洛阳。”
新莽末年，出身于南阳贵族之家的刘秀，因与其堂兄刘縯组织舂陵兵裹挟到绿林军中。更始政权建立，他作为太常偏将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一战，打败数十万莽军，从而声名大震。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当更始集团内部发生裂隙，刘縯被杀，刘秀“难交私语”，仍“饮食言笑如平常”，以屈求伸取得了更始帝刘玄的信任，被拜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更始帝欲迁都洛阳，命他“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迁都后，任命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即太尉官），出使河北。刘秀从此开始了他“汉世中兴”的政治生涯。
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秀进入河北，用“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的安抚措施，得到河北吏民的支持，也使他有了立足的机会。然后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平定了一些割据势力，镇压了几百万农民军，脱离更始政权，于更始三年（25年）六月，在鄗（今河北栢乡县北）称帝，建立了东汉政权。“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1）的童谣，就是说刘秀乘更始与赤眉相争之机，得而复兴汉室。
赤眉军于更始二年（24年）进入关中，消灭了刘玄集团，这是刘秀所预料到的。因此他以坐观虎斗，伺机渔利的策略，及时调转兵力，准备攻取洛阳。这是他立国的关键一战。
建武元年（25年）更始政权为了防御赤眉和刘秀的进攻，曾遣舞阴王李轶、大司马朱鲔等“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2），而刘秀则于这年七月遣廷尉岑彭等共十一将军布阵围攻。据《后汉书·岑彭传》载，岑彭先前为朱鲔校尉，刘秀利用他们友善的关系，令岑彭往城下劝降。岑彭说刘秀已“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绕城）固守，将何待乎？”朱鲔因参与谋杀刘縯，又反对刘秀出使河北，惧降后下场可悲而犹豫不决，可刘秀表示“不忌小怨”。于是朱鲔就让岑彭乘索登城试探有否诚意，岑彭果然“趋索欲上”，朱鲔才许降。又经五天，朱鲔仍不放心，与部将定策率轻骑出城去见岑彭，若事有变，就让余部出城上轘辕关，投奔郾王尹。朱鲔这种疑虑虽有必要，但刘秀在这件事上颇有气量，宽容降将。当朱鲔自缚同岑彭到河津亭见他时，他即为朱鲔解缚，令岑彭星夜送其归城。第二天朱鲔举城投降，被拜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洛阳之围就此结局。
在此役中，显示了刘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策略。他采取干戈未动的劝降方式，避免了洛阳城的破坏和双方兵方的伤亡以及物资损耗，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洛阳之围的胜利，对于收编战败而大规模东撤的十多万赤眉军，为定都洛阳、统一全国都是十分有利的。
洛阳之围，从建武元年（25年）七月至八月，仅一个月，接着于十月刘秀率众“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3）从此，洛阳作为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百六十多年之久。这是正式建都洛阳的第五个朝代。
东汉的京都是在周代成周城和西汉河南郡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城址（图二二）位于今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的地方。它南临洛河。后因河道北徙，古城南垣已被洛水毁没。其城郭范围，据史书记载： “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4）。或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三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5）。经勘查（6）则知残存夯土城墙（图二三），东墙长3895米，宽约14米；西墙长4290米，宽约20米；北墙长3700米，宽约25至30米，南墙以东西间距计为2460米，合计周长近于14.5公里（折合西晋三十三里）。与文献记载相近似。这表明东汉洛阳城确为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如登上邙山向南俯瞰，整个轮廓至今仍依稀可见。那逶迤巍峨的残垣犹似峰峦，绵延如带，显得规模宏伟，气势壮观。
汉魏洛阳城实测图
东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当时京都内外的沃野良田，几乎全被官僚贵族们所占据，形成了一个个地主庄园。如宦官张让等霸占京畿附近“数百万膏腴美田”（74），其他豪强地主也是“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75）。如公沙穆在洛阳“变服客佣，为（吴）佑赁舂”（76）。1971年老城东关发现一座砖石结构的东汉墓（77），墓主人是身服玉衣的王侯。墓上面殉葬十具尸体，男女各五人。有五、六岁的儿童四人，十三、四岁的少年二人，三、四十岁的成年四人。封建制建立五百多年后仍用活人殉葬，的确极为罕见。尽管如此，汉灵帝仍借口兴修宫室，下令征购工料，让各郡县运至洛阳。宦官为了从中牟利，付价不过十分一；然后脱手转售，获利十倍。这样使他们积聚了难以计数的资财宝货，所以董卓从洛阳掠夺“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各种高级丝绸、衣料“积如丘山”，“积谷为三十年储”（78）是毫不足怪的。
居于洛阳的官僚贵戚生活极其腐朽，汉章帝就曾承认：他们“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79）；皇帝自然比他们更加荒诞淫逸。汉法规定每年八月在洛阳附近挑选美女，叫做“八月算人”（80）。汉灵帝常“于西园弄狗”，给狗戴上进贤冠，束带绶；还亲自操辔，驾驶四驴，在园内“驱驰周旋”（81）。他还在西园内开办一个卖官交易所。史称“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差”（82）。公为千万钱，卿为五百万钱。所获赃款赃物都藏入西园万金堂中。这样贪鄙腐败，人民竭尽血汗，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宰割。
东汉时自然灾害严重，京师水、旱、雹、风、蝗、火、地震、疾疫等屡见不鲜。自然灾害，固然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则有不同的结果。
东汉时，由于腐朽黑暗的统治，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史籍中关于“京师大饥，民相食”（83）；“京师厮舍，死者相枕”（84）；“河南人夫食妇”（85）的惨状都不乏其例。人民群众在这种天灾人祸的煎迫下，只有奋起抗争，以求生存。如在汉灵帝时，“有白衣人入德阳门，亡去不获”（86）。这些身穿白衣的人，以惊人的勇气，闯入戒备森严的宫城内，显然是人民群众反对朝廷的一个信号。中平四年（86）。（187年）京都以东“荣阳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令”（87）。以灵帝慌忙遣使河南尹何苗前往出击。更令人惊奇的是，黄巾军竟在京都内，“宫、省、直、卫及百姓”中传布“太平道”，为起义大造舆论，发展革命力量。大方（将军）马元义，曾经数次“往来京师”（88），并与宦官中常侍封谞和徐奉秘密联系，以求从宫廷内部打开缺口，作为内应。同时张角也曾亲自到洛阳来“觇视朝政”（89），观察形势，寻求革命时机。太平道徒们，还在京城衙寺之门及州郡府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表示在甲子这一年举行起义。大方马元义率先调发荆扬二州数万人，定期到邺（今安阳）会集，然后又同京城内的太平道徒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爆发革命。然而当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内部却出现了叛徒，张角弟子之一、济南唐周向东汉朝廷上书告密。马元义首先被捕，并在洛阳惨遭车裂酷刑。同时汉灵帝令周章、周斌到三公及各官署进行搜查，“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90）。起义的部署和步骤全被打乱。然而起义军并未因此退缩丧气，而是力挽狂澜，于184年“八州并起”（91），所向披靡，到处“燔烧官府，劫略聚邑”，一直进攻到洛阳以北的孟津（92），形成东、南、北三面环攻京都的战局。东汉统治集团已处于兵临城下，“京师震动”（93）的慌乱局面。大将军何进为挽救颓势，亲“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94）。同时在洛阳四围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八个险要关口，设置都尉官（95），率兵把守。黄巾军因起事仓促，武器缺劣，在强大敌人的残酷围剿下，最终遭到失败。刽子手皇甫嵩对已病故的首领张角竟然“剖官（棺）戮尸，传首京师”（93），向朝廷请功。
这次大起义虽然在东汉统治集团的血腥镇压下而失败，而义军余部复有黑山、黄龙、白波、飞燕等农民队伍，“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中常山人张（飞）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统治集团对这支队伍无法对付，只得用招抚的办法，邀其使者到京师和谈，封张飞燕为平难中郎将。张飞燕拒不理睬，仍然进击河内，“逼近京师”（97）。东汉王朝就在这推波助澜的革命洪流冲击下，摇摇欲坠了。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和军阀之间的相互残杀，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189年汉灵帝死，其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辅政。而宦官蹇硕却立刘辩弟刘协为帝（即汉献帝），欲杀何进，结果反被何进所杀。何进欲杀宦官，结果又反被宦官张让、段圭所杀。这就引起了京城一片混乱，将校与宦官、将校与官僚、将校与将校、官僚与官僚互相展开了厮杀。
首先虎贲中郎将袁术与何进部曲吴匡等闻何进被杀，率兵进攻南宫，捉拿张让段圭。因宫门紧闭，袁术遂放火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张让等见火光，即与少帝刘辩和汉献帝刘协，从复道逃匿北宫。另外在袁术进攻南宫时，袁绍与其叔父袁隗假传诏令杀掉司隶校尉樊陵和河南尹许相及宦官赵忠以后，追至北宫，“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接着，进兵排宫，登上端门顶，攻入诸省官署。张让、段圭等感到情势紧迫，同刘辩、刘协及公卿随从数十人出谷门（北中门），经平乐观逃奔小平津。后来中部椽（官职）闵贡追赶上去，“手剑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惟存刘辩与刘协。次日，董卓率兵赶到，才奉迎他们入城还宫。这是豪强军阀混战的发端。
董卓原为并州牧，属于地方豪强，他的部属多系当地土霸和羌胡豪酋。当黄巾起义爆发时，他“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待机割据称雄。后来京都发生混乱，何太后暗自召他入朝，即废刘辩，立刘协，汉献帝才算正式即位。
董卓一伙极端凶狠残暴。他们进入洛阳后，疯狂抢劫烧杀，掳掠奸淫，使洛阳这座壮丽都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汉书·董卓传》对此有如下记述：“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起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起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虽然如此，对洛阳的破坏，仍未结束，而是在继续蔓延。
董卓据洛阳，操权柄，其他豪强军阀和地方官吏则不甘心臣服，于是纷纷发兵讨伐。袁术亲属因被董卓杀害，他首先遣将孙坚，率兵向洛阳进攻；王匡屯兵河阳津，也准备进攻洛阳，均被董卓遗将战败。第二年“孙坚收合散卒”又发动进攻，与董卓部将胡轸、吕布战于阳人聚（登封）。这次孙坚获得大胜，北进距洛阳九十里的大谷口。这时董卓阵脚混乱，亲自出马与孙坚战于偃师以南诸陵墓间。当洛阳无法防守时，董卓则挟持汉献帝逃至长安。临行时对洛阳又进行一次疯狂摧残，史称“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同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疑为数十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98）。其悽惨情景，令人毛发悚然。
董卓战败出逃，使吕布留守洛阳继续抵抗孙坚。吕布同样被战败。孙坚则从宣阳门（城南从西第二门）进入洛阳，一鼓作气追击至函谷关，这场混战方才休止。
豪强军阀在京都洛阳的混战，历时将近二年（从中平六年八月至初平二年二月）。这座都城，自西周以来，历经劳动人民数百年的惨淡经营，竟被董卓、袁术等豪强军阀毁于一。这是洛阳城市发展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破坏。（苏健《洛阳古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