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朝古都之西周

摘要：

周部落的祖先原来也生活在洛阳。司马迁曾说，夏、商、周三代之居，均在河(黄河)洛(洛水)之间。因周部落的祖先善于种植，被舜封于关中平原(今陕西武功)一带，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1 1世纪，殷纣王无道，周武王率八百诸侯在孟津会盟，渡过黄河，灭了商朝。灭殷以后，周武王先回到洛阳。他亲自察看地形，建起了一座专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即洛邑，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都搬到这里。然后，周武王把国都定在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武王死后，他的弟弟周公旦辅助周成王（武王的儿子)掌管国家大事。为了巩固对东方的统治，利用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周成王采纳了周公在洛阳建立东都的建议，派周公和召公组织大规模建设洛邑。经过施工，建成了两座城池，一座是王城，一座是成周城，规模模都相当大。这样西周就有了两个京都，西面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面的洛邑称为成周。洛阳作为西周。

周族同商族一样都是帝喾的后裔。相传他的始祖后稷（名弃）是帝喾元妃姜嫄因践巨人迹而孕生。后稷善于农耕和种植谷物，因此他同其子孙被尧舜乃至夏朝封为农官。到商代因其主要活动在西方的岐山一带（今陕西地区）而被封为西伯侯。周文王时统治区域已达到洛水流域。所谓文王西伯“献洛西之地”，要求殷纣王废除残酷的“炮烙之刑”，就说明这时周族的活动范围已经接近洛阳地区。
　　周武王（姬发）时，周族已强大起来。当时殷的最后一个国王纣“暴虐滋甚”，统治残酷，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周武王这时开始作灭殷的准备。首先他“东观兵，至于孟津”，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当时在战车中供奉着文王牌位，令姜太公吕尚和周公姬旦统率大军，准备渡河伐纣。同时“不期而会盟（同孟）津者八百诸侯”，都说：“纣可伐矣”。而当武王同大军乘舟渡河时，忽见有“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方知天示有凶，时机不成熟，又撤军回转。据传偃旗息鼓，屯兵在今偃师，偃师县即由此得名。
　　到武王继位的第二年，殷纣王杀了他忠心耿直的叔父王子比干，太师疵和少师强因惧被戮，抱着乐器投奔到周。武王得知殷朝统治集团内部如此互相残杀，矛盾更加激化，就通告诸侯灭殷的时机已到。“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1）。接着从盟津渡河，一些诸侯也都随即赶到，最后经牧野一战，在殷王军中奴隶倒戈助战的情况下，一举推翻了殷朝的统治。这一年当是公元前1027年。西周王朝自此确立了。
　　武王克殷这一著名的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孤竹国的两个王子伯夷、叔齐却以未葬文王不孝，以臣杀君不仁为由，“叩马进谏”，拦阻武王渡河伐纣。今孟津以东黄河南岸尚有叩马镇，即当时武王渡河处。足见孟津黄河天堑，自古就是一处军事要地。伯夷、叔齐原是兄弟，因让国君，都不愿继承王位而到周国来的。当周灭殷以后，他们以为是耻辱，“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2）。至今偃师首阳山北还有他们的坟墓。
　　殷朝被灭以后，周武王面临的一个至关紧要而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东方广大地区，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他并没有立即回到西方的镐京，而是在洛阳经营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这就是史书所说“武王营周居洛邑而后去”（3）的史实。不过这座城邑仍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临时从殷都“迁九鼎于洛邑”（4）。九鼎，即九个厚重至尊的大铜器，相传是夏商周三代社稷和王权的象征。但迁鼎不等于定鼎，从这个意义上讲，武王营筑的洛邑还不意味着为周的都城。
　　应当说明，尽管采取了以上措施，武王对于巩固统治的问题仍然感到鞭长莫及，不够周密。当他回到镐京以后，苦思冥索，竟然达到“自夜不寐”的程度，最后在他朦胧地回味着孟津观兵的情景时，恍然大悟，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妙计，那就是定都洛邑。后来他把这个意图告诉周公：“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母远天室”（5）。赞美洛阳南有陆浑嵩岳，北有太行黄河，洛伊一带距天堂不远，是周朝建都的好地方。然而由于他在灭殷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他的这一美好理想则未能实现。
　　不过为了稳定东方局势，武王生前还采取了监视分化殷朝贵族势力的办法。他把殷旧都封给纣子武庚，同时把他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封在殷旧都东、西、北三面的卫、鄘、邶三个地方，以监视武庚的行动，称为“三监”（6）。然而却事与愿违，造成亲不忠，反为叛。那是因为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姬诵）年幼即位，政权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掌握。这时武庚及殷贵族势力认为有机可乘，便制造周公企图篡夺王位的谣言，挑拨管叔、蔡叔。这样他们就在洛阳东北准备联合叛乱。周公为了迅速平定这次叛乱，发动倾国兵力，以洛阳为据点，大举东征。经过三年的严酷争战，终于把叛乱势力镇压下去，同时乘机消灭了东方许多小国，周朝的势力一直发展到鲁、苏一带。
　　周公东征是周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史书屡有记载。如《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成周”是成王时营筑的洛阳城，这里似乎是说成周城修成之后管、蔡、武庚方才作乱，而《尚书大传》却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据此可知，管、蔡、武庚作乱在前，营筑成周城在后。如果说叛乱势力进攻的目标是成周的话，那仍是武王营筑的军事城堡洛邑。换言之，在成王未筑成周城以前，武王就为它开辟了基础。此即为史书所说的成王“如武王之意”，“使召公复营洛邑”（7）的原委。
　　通过武王灭殷和扫荡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周公越来越认识到洛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向成王建议说：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8），恳请成王建都洛阳。成王接受这个建议，就下令把武王从殷迁来的九鼎定到洛阳，史称“成王定鼎于郏鄏”（9）。郏鄏，是周初洛阳郏山以南的一处聚邑，“定鼎于郏鄏”，即标志着定都洛阳。一件铜铭文中又说，成王“迁宅于成周”的目的，是按照武王的遗愿：“宅兹中国，自兹乂民”（10）。意思是成王把都城迁到洛阳，居住在当时国家的中央地区去治理民众。
　　综上所述，周朝营建洛邑的原因，一是为了镇压殷朝旧贵族势力，扩大和巩固东方的统治；二是洛阳有居中御外的优越地理环境；三是位置适中，便于诸侯国进纳贡赋。这些都是过于偏西的镐京、丰都所不及的。所以周成王决定营建洛邑，迁都成周，把洛阳作为国都，是很符合当时统治需要的。
　　营建洛邑是周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营建事务由周公、召公（姬奭）主管，《尚书》中的《召诰》、《洛诰》两篇文献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召诰》说，成王正式执政的那年二月二十一日，先到宗庙里向他的祖父文王告祭，然后回到丰都命令太保召公到洛阳视察地形，选择建都位置。召公在三月五日的清晨到达洛阳，开始进行筹划。三月七日用被征服的殷庶民“攻位于洛汭”，经过测量于三月十一日确定了方位。第二天“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意即三月十二日清晨周公到洛阳，审视复查了召公测定的城郭、宫室、郊庙、朝市的方位。经过一番紧张忙碌，遂选择三月十四、十五日，宰杀牲畜，祭祀天地。接着于三月二十一日通告周与被征服的殷各级贵族侯、甸、男、邦伯前来参加庄严隆重的奠基典礼，并依据工程的需要，分段划分给他们，下令让他们驱使大批奴隶，按照规划，投入了艰巨的修筑工程。这样，从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经过奴隶们艰苦的劳动，迅速完成了洛邑的兴建工程。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方的洛邑称为成周。洛阳都市的历史从此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具体时间应从成王亲政那年算起，大约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之久。
　　在营筑之前，周、召二公曾绘制了一份洛邑图，它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都城规划图。周公曾把它献给成王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11）。从上述记载看，这显然是营建了两座城，并言明了东西所至之处。有的古书还补释说：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七里（当为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12）。这不仅指出了大城内有小城，而且对南北所至之处也说得很明确。更详细的是还能确指汉代的河南。洛阳二县城原来分别是周代王城（图九）和成周城（13）。依据这些记载，经考古勘察证明，西边的一座在今涧河以东，老城以西，是王城的位置。东边的一座，在今瀍河以东十二公里的所在地方是成周城（又名下都）的位置。1954年，对东周扩建后的王城遗址（14）进行了勘察发掘，得知北城墙地下保存最为完好，全长2890米，墙外挖有护城壕沟。其余三面有残迹遗存。东城墙北段残存长约1000米，西城墙迂曲，长约3700米。其西北城角在今东干沟村北的土丘处，东北城角在今玻璃厂北墙外，西南城角在今兴隆寨东北，东南城角已被洛水冲毁。据此估计城郭周长近15公里，基本呈南北长，东西宽形状，与《晋太康地记》所载“南北九里七十六步，东西六里十步”的范围颇为相近。大概这就是周公所筑王城的范围。

图九　东周城址实测图

　　洛阳在周代有多种名称，从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可知有洛邑、新邑、大邑、新大邑、新邑洛等。新、大是形容新筑的王城、成周城规模宏大，洛则是城邑所在的地望。成王时的铜器铭文多指成周城为新邑、洛邑；称王城为周或王，而在文献中则称王城为郏、郏鄏、王城等（15）。这些众多别称，反映了新开辟的洛阳还没有固定的名称，不过称洛邑者较多，大概是总称。
　　王城内部的建筑布局（图一○）是相当严谨可观的。据《玉海·宫解》可知，“王城面有三门，凡十二门”。南正门为圉门，前673年，郑厉公与虢公平定王子颓与五大夫作乱，曾偕侍周惠王自此入城（16）。北正门为乾祭门，晋国的士景伯曾在此门查访过王子朝之乱（17）。东正门鼎门，传说周成王迁定重器九鼎就是从这里入城的（18）。城门都有三条途道，“男子由左，妇人由右，车从中央”，道宽二十步。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王宫筑在中央大道上。左边是宗庙，用以祭祀祖先。右边是社稷神坛，作为国王登基典礼和祭祀神灵之用。前边是朝会群臣诸侯的殿堂，后边是商业交易市场。这种布局称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都城以南“近郊三十里之地为明堂”，以祭祀天地。另外根据成王以后的铜器铭文和《左传》记载，可知王城内有康宫，这可能是最主要的王宫。它有康寝、新宫、康公大室、康公大室、康刺宫、康穆宫、康邵宫等部分所组成。大概在平王以前，周王来洛都居住这里，还有周公宫、京宫、平宫、庄宫、般宫等宫室（19）。可见《逸周书·作雒解》记载的“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乃位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20）的情况并非凭空杜撰。同时这些建筑都装饰得非常华丽，有斗拱、藻井、壁画等。由此可以想见，王城内不仅有用于祭祀、宴享、朝贺等象征都城的宏大建筑物均已具备，而且从整个规模和布局来看，比夏商都城更为完善，也更符合奴隶制礼制的需要。但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在现今什么地方？古书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线索。据《国语·周语下》记载：“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谷水即今涧河。可见近于涧河洛河的地方矗立着高大的王宫。今王城公园以东和以南直至瞿家屯一带，堆积着大量的东周时代的板瓦、筒瓦和饕餮纹、卷云纹半瓦当以及屋脊形的五面陶下水管，这些建筑材料非一般建筑物所能利用。所以估计当时的殿堂宫寝等重要建筑分布在这一带，这正是城的中部偏南的位置。在城址西北部，是各种手工业作坊，如烧制陶器的窑场和制作装饰品的骨料场、石料场等。1970年至1976年对洛阳战国时期的粮仓遗址（21）进行了勘探发掘，得知在南北400米，东西30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排列成行的地下粮窖74座。其间有宽阔的道路，以便运输纳取粮食。大概这就是《考工记》中所说的“囷仓城”。而从仓窖填土中发现的铜料块、铜浇芯、铜器残片及成条的铅料、炼渣、木炭、玉、石、料、角、象牙等成品、半成品以及大量的手工业工具，又说明仓窖附近有制作各种用具和高级奢侈品的作坊。这处遗址位于涧河与洛河汇流处的东北夹角，恰是王城的西南隅。至于城门和其他建筑设施，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图一○　周王城图

　　距王城以东10多公里的成周城，建筑规模和内部布局，不能详知。《晋太康地记》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十二亩三十六步。”《帝王世纪》说：“成周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可见其规模并不亚于王城，大概位置在今翟泉以南。但遗憾的是对这座城还未找到城墙遗迹。
　　春秋晚期，由于爆发了王子朝事变，周敬王曾逃到成周城。他为了调集诸侯兵力加强防卫和适应王室生活的需要，对这座城进行了扩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冬，十一月，……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餱粮。以令役于诸侯。”到周敬王五十一年（前509年），诸侯国役使奴隶戍卒赶到成周，“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这次修筑扩建，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调集戍卒一定不少。到战国时，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以后则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朝代所袭用。
　　成周城内的宫室建筑，所见有大庙、新造、襄宫、宣榭、淲宫、各大室等（22），可以想见也是相当壮观的。
　　前已述及，周原是远居西方的一个小国，而灭殷之后，疆域骤然达到东临大海，南毗江汉的广阔地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周统治者深感难以驾驭，不易治理。尤其是被征服的殷旧贵族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跃跃欲试，企图兴复旧邦。因此，转移政治中心，镇守洛邑，稳定东方局势，已是当务之急。王城、成周两座城建成之后，周成王曾亲自来新邑举行落成典礼（23），并派周公长期在这里镇守（24）。此后，成王又屡次在洛邑朝会诸侯，举行祭典，制定国策。成王以后，其他周王也常常寓居洛邑，如“王在周”、“王在成周”一类的铜器铭文，都不乏其例（25）。即是周公死后，他的儿子君陈又承袭周公的职位，继续镇守在这里（26）。1929年，洛阳马坡村出土的“令方彝”铭文记载这件事说：“惟八月辰在甲申，王（成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明保即君陈。君、尹、保都是官职。这里说成王命君陈来管辖洛阳。君陈还在王城内的京宫，康宫召集周与被征服的殷朝各级贵族和四方诸侯举行祭典（27）。并且1964年以来，在洛阳北窑发掘了几百座西周墓，从出土青铜器中的铭文看，有“丰伯”、（图一一）“毛伯”、“康伯”、“太保冓”、“师隻”、“叔”，“王妊”、“王姒”等（28）官高爵显的贵族、王妃居住在洛阳。这些足以说明，在西周时期，洛邑实属都城的地位。所以《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郡”的记载。但是后来西周又为什么回到丰镐，在什么时间返回的，尚待进一步求索和研究。

图一一　丰伯铜剑

　　周初在洛阳为什么建两座城？那是因为有不同的用途。王城是作为周王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用的，所以史书说这里是“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29），证明周天子常居于王城。因此春秋时王子兴乱，争夺王位，总是以争取王城为目标。成周城不仅是官僚大臣居住和治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迁入了被征服的殷朝大小贵族，即“居邶，鄘、卫之众”（30）。这些被称作“殷顽民”的人，主要居住在城东北隅的“九里”（31）。对这些“殷顽民”，周王室还给他们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手工业劳动和经商活动，所以后来又称这里为“商里”、“上商里”（32）。所谓“商业”、“商人”两词便由此而来。但是那些身份较高的“殷顽民”，却仍然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从他们墓中的随葬品来看，不仅有精制的生活用具，还殉葬有奴隶。说明这些“殷顽民”尽管已失去了政治权势，却仍保持着奴隶主的奢侈制度。这是周王室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反抗所采取的绥靖措施。实际上他们是被禁锢管制起来。当时周公曾率八师兵力（每师二千五百人或曰一万人）戍卫监守，称为“成周八师”（33），以御突然事变。所以成周城实质上是一座森严壁垒的军事城堡。
　　总之，洛邑的营建对于巩固周朝在东方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商周两大民族的融合和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又由于这两座城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理论规划的，所以有比较合理的建筑布局，对后世都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匠人营国”是指建筑师丈量土地，建设都市。“方九里”，为每边九里。“旁三门”，指每边三座城门。“国中九经九纬”，指城内有纵横各九条途道，也可能纵横各三条，每条有三道并列的道路。“经涂九轨”，指道路宽为车轨的九倍，即可并行三辆车。“市朝一夫”，指市朝各方百步，这种比较完整的规划理论出现之早，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苏健《洛阳古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