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28号
联系电话:0379-63935098
邮箱:lydsb@sina.com

河洛丰碑

主页 红色印记 > 河洛丰碑

赵文甫

点击:531次时间:2021-09-26 22:12

赵文甫

林 宇 薛中原


赵文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他在1937年10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先后担任中共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淮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中原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豫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省长、党组书记;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文甫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1990年12月25日在郑州病逝,享年77岁。

(一)

赵文甫原名赵文渊,曾用名赵漪泉、赵炳文。1913年8月(农历7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安县五头乡尤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七岁就学,上过七年私塾,三年高小,三年初中。1934年夏考入河南省立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赵文甫在百泉师范读书的三年(1934-1937年),正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东北、民族危机步步加深,亡国灭种的惨祸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时候。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积极反共,实行法西斯专政,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日益扩大,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赵文甫在百泉师范受到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对国民党蒋介石“先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和一些进步同学在学校内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0月,赵文甫和同学乔景楼、傅尚普(傅东贷)、王福义(王苏林)、吕和珠(吕英)等发起成立“新垦”文艺社。该社成员有20多人,他们之中有的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不同地区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有的是当时与组织已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多数则长期爱好进步社会科学和左翼革命文艺,并从事创作活动。他们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组织起来以后,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进步思想。运用文艺武器,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月,新垦文艺社的成员节衣缩食,自筹经费,在进步教师的资助下,自己动手在郑州出版的《大华晨报》上开辟《新垦》文艺副刊;同年春,借漯河《警钟日报》副页创办《向实》周刊;七月又在省城开封出版《海星》文艺月刊。《新垦》和《海星》都是由新垦文艺社主要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赵文甫任主编。新垦文艺社成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在这两个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既有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国民党暴政的慷慨悲歌,又有国难当头之时挽救民族危亡、洗雪国耻的大声呼唤,而绝无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咏唱。这在黑暗统治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河南大地,冲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喊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在当时中原进步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赵文甫本人在这时期也积极从事诗歌创作。他以“逆飞”、“逆非”、“亦非”等笔名在上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从现在查到的二十多首诗歌来看,他的作品格调豪放向上;文字朴实深厚、清新自然;内容积极激奋,战斗性强,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诗作中,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作者对人们的同情;有的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更多的是对人生和祖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在《觉醒》一诗中,他写道:

人生,就要踏踏实实去埋头苦干

且不可让幻想的云雾蒙上你的双眼

黑暗封锁着真理,真理奋击着黑暗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封锁,往深处探索

在《失眠》中,则反映了他在民族危机之际,把人生的意义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向人们发出为祖国和真理而斗争的深情呼唤:

生命的意义究竟应当怎样?

对祖国的现状——

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投降?

是因袭旧制还是重新开创?

朋友!你是怎样想?

今后应该怎样呢?我想——

是不是要坚决歼杀阻止前进的鬼魅?

是不是要彻底刈除遍布大地的荆棘?

是不是要重炮轰破包围光明的妖雾?

是不是要奋力吹散裹怀真理的云帘?

在另一首题为《云雾》诗歌中,他以极大的勇气公开向旧世界挑战:

历史原是一笔笔形象的薄账,

如今光明被围进黑暗的高墙;

来啊!让我们一起用力推吧,

光明在高墙倒塌声中高歌自由解放。

在《送友人赴敌》一诗中,书法了他对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激情和决心:

朋友

莫忘我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千秋光荣

心中铭记着被奸淫杀戮的姊妹弟兄

听战鼓频催、战马嘶鸣

请唱起赴敌的战歌

到了决胜疆场、光复故土的时候

就一鼓作气杀向敌人的大本营

……

为祖国献身祖国就不会灭亡

我中华民族永远灿烂辉煌在世界上

……

现在就请你先喝干这杯壮行酒

我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担在你的肩头

我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担在我们的肩头

今天读着这些诗,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仍跃然纸上。

赵文甫和他的同伴们,以新垦文艺社为阵地,还进行了其他的进步活动。他们出壁报,画漫画,宣传抗日救国;他们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周刊,鲁迅、郭沫若、矛盾和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是他们的经常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和日本河上肇的著作也在暗中传阅。他们还断断续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这些进步书刊不仅在社员内部阅读,还有意识地推荐给社外的同学阅读,不组织包括社外同学参加的读书座谈会和时事辩论会。他们还利用学校当局组织的时事问题讨论会,选派社员参加,宣传正确主张。一次,校方当局以“中日应否亲善”为题举行时事辩论会,新垦文学社派赵文甫等三人参加辩论。赵文甫在会上直陈己见,尖锐地指出,现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亡已属燃眉,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只有坚决抗日才有出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岂有亲善可言!他痛斥“中日亲善”的谬论,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赵文甫和新垦文艺社的进步活动很快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海星》月刊只出两期就被严令取缔。校内的反动势力在校长、国民党特务骨干、复兴社成员李崇武和国民党员、教导主任李瑞安的指挥下,对赵文甫等进步学生采取盯梢、偷听等手段暗中监视。赵文甫等新垦社成员团结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对他们这些“校狗”“黄马褂”(当时他们对这帮打手的谑称)经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餐厅、宿舍经常进行辩论,有时甚至发生冲突。这伙人在学校里日益孤立,有的在开饭时都不敢进食堂用餐。

新垦文艺社的大多数成员同赵文甫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许多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如傅东贷(在校时名傅尚普)、田发育(在校时名田原)和巫芝兰等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生命。

(二)

1937年7月赵文甫从百泉师范毕业,回到他曾经学习过的洛阳明德初中任历史教员。这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不久,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愿望,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考察和了解,童年10月由豫西地下党负责人沈东平与他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谈话,并举行了简短的入党仪式。赵文甫庄严宣誓:“余誓以至诚参加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纲,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入党之后至1940年1月,赵文甫在洛阳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洛阳城区街道支部书记、洛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城区区委书记等职。并先后在明德初中、河洛初中和复旦中学任教,作为职业掩护。

赵文甫入党后,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在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阳县委领导下,他广泛发动青年学生,以各种方式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带领由学生组成的话剧团、歌咏队作为抗日救亡宣传队,到洛阳城乡巡回演出,把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在此期间,他还组织输送了几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到延安去。他所在的复旦中学博得了“小延安”、“小抗大”的美称。

赵文甫根据豫西特委和洛阳县委的指示,还具体负责联系和指导《行都日报》社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行都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原是一家民间商业性报纸,无政治背景。该报董事长郭函(字芳伍),社长郭担宇是洛阳声望较高的开明人士。为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下党决定利用该报作舆论阵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根据豫西特委书记吴纯甫(即吴芝圃)的指示,赵文甫指派他本人发展的地下党员周肇瑚,利用其父与郭函的关系(两人是清末同榜举人,结拜兄弟),打入《行都日报》先当副刊编辑,不久又任总编辑。在党内周肇瑚参加洛阳县委任宣传部长。以后在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工人中又陆续发展党员十多人,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在该报编辑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消息,千方百计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立的重重检查予以报导。豫西特委负责人吴芝圃,刘子久,郭晓棠都曾为该报撰写过社论、评论和文章。赵文甫也曾在该报发表过文章。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党的政策,批驳国民党官办的《河洛日报》上的反动观点。该报还经常发表进步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杂文等,热情讴歌抗日军民的英雄壮举;辛辣讽刺国民党军队恐日退却逃跑的狼狈相;揭露亲日投降派屈膝求荣的丑恶嘴脸。

《行都日报》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呼声,内容进步,形式活泼多样,版面新颖,发行快捷,受到豫西文化界、教育界的广大青年、学生及进步人士的欢迎。发行量很快由原来的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影响日益扩大,是官办的《河洛日报》相形见绌。国民党当局对《行都日报》多方限制,暗中监视,层层设卡,严格检查。赵文甫领导《行都日报》地下党支部,团结报社编辑部进步分子和广大工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同反动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他们的破坏活动不能得逞。在地下党的领导和赵文甫的努力工作之下,《行都日报》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党在豫西和河南省各条战线上所进行的抗日救亡斗争。

(三)

1939年冬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国民党当局也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进行迫害和镇压。对赵文甫所在的复旦中学,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措施,调整了学校领导人,强化反动统治。赵文甫也成为他们所注意的重点对象,对赵进行监视、跟踪。在这种情况下,豫西特委于1940年春调赵文甫到比较偏僻的宜阳县东赵堡负责赵堡地区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设在这里的宜阳县师范附中(分校)的教导主任。

赵堡是豫西山区的一个小镇,交通闭塞,地下党的基础较好。地下党员较多,联保主任也是地下党员。在赵文甫来校之前,该校教师中已有七名共产党员,地方党组织也派四名党员到校工作,整个学校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赵文甫来到该校后,组织师生读书会,有针对性地向师生展开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健全和加强了学校的秘密党组织,培养了一批立志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 为日军进占豫西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准备。赵文甫不仅很快得到学校师生的拥戴,也得到山村群众的称颂。

该校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3月9日,国民党宜阳县党部书记庞毅民和教育局长王玄冰带领数十名武装警察到赵堡,他们守住学校大门不准出入,到校内搜捕共产党人。赵文甫见情况异常,冷静地认为自己到校时间不长,敌人抓不到什么把柄。于是,他先声速销毁了身上带着的一个写着几个地下党员名字的纸条(当时他到赵堡不久,条子上写着不太熟悉的党员的名字),随后又及时通知在校内的两名党员教师从后院角门脱身。然后他神色自若地以教导主任身份,去陪同在校内查看的庞毅民、王玄冰等人,虚与委蛇,应付敌人。庞、王带人到教师住室和图书馆搜查,并把学生集合起来,威逼他们说出谁是共产党员,但无人理睬。后来他们又声称在赵文甫床下搜出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党员读本》,把赵带到联保处盘问。天将黑时,又逼他上马,要带往县城。

在此危急关头,党组织进行了紧张的营救活动。几个党员商量之后,分头串联,活动校董、学生和学生家长出来阻挡,请绅士出面交涉。当庞毅民、王玄冰带着赵文甫到赵堡北寨门时,街上挤满了人,几十个学生和学生家长把他们团团围住。一个学生上前拉住庞的马,高声说:“赵老师不能走,赵老师是好老师!”,许多群众齐声高喊:“赵老师是好人,不能带走!”这时赵文甫也理直气壮地质问庞、王等人:“我来赵堡是办教育的,我有何罪?”开明绅士、校董等也都出来说理。庞等见群情激愤,天色又晚,硬将赵带走怕出乱子,留下又不甘心。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联保主任(地下党员)出面作保,庞、王两人只好顺手推舟,暂将赵留下,并令联保主任次日将赵送往县城。

经过地下党员的活动,当晚让赵文甫回校住宿。国民党赵堡分部书记以给赵压惊为名,到校察看动静。赵对他说:“我到校不久,没有办输理的事,什么也不怕,请大家放心。”接着又说:“学校虽受点干扰,可以说是有惊无伤,希望校董们将离校的教师都叫回来,明天照常上课,不要耽误学生的学业。”赵谈笑自若,使来人看不出破绽。当夜深人静后,营救行动开始。地下党组织先把看守赵文甫的人叫走吃夜饭,几个党员乘机把赵送出学校,迅速离开赵堡。为防止敌人发现后进行联络追捕,他们出寨后,派人剪断了电话线。在赵文甫等走远之后,又派人故意在相反方向打了两枪,并高喊:“赵先生跑了!一直向北跑了!”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北边。联保主任带人向北追去,胡乱找了一阵就回去了。第二天,联保主任到县里报告赵文甫“逃跑”了,并掏钱请了客,庞毅民等人见事已如此,只好作罢。

赵文甫脱险后,由几个地下党员护送,先到一个党员家中稍事休息,然后连夜转移。他赶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豫西党组织负责人、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刘子久表扬了他,称赞他机智、勇敢、多谋。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忘我大无畏气概难能可贵。鉴于赵文甫已经暴露了身份,特委重新分配了他的工作,决定派他到豫皖苏边区去。临行时,刘子久发给了加倍的路费(一般每人10元,给他发了20元)作为奖励。

(四)

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赵文甫于1940年3月底来到位于永城大李家的豫皖苏区党委机关,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同他谈了话,派他到涡阳县组建中共县委并由他担任县委书记。5月中共皖北特委成立,赵文甫任特委组织部长,仍兼任涡阳县委书记。

涡阳在豫皖苏边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涡北新兴集和永南大李家一带是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有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前身)活动。涡阳是边区的南大门。当时涡阳县虽有中共地方组织活动,但除涡北外,其它地区党员人数少,力量薄弱,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赵文甫到涡阳后,很快建立了中共县委。他领导县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在半年多时间内先后建立了三个区委,共管辖30多个支部近500名党员,形成了具有相当力量的战斗堡垒。同时,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政权建设。以前涡阳县的区、乡、保基层政权基本上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县委建立后,深入发动群众,大力组织农民抗敌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反苛政、反贪污、反强拉壮丁的斗争。在发动群众基础上,进行乡、保长的民主选举。当选的大多数的乡长保长都是共产党员或农民抗敌协会骨干或开明的绅士。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涡阳县各界抗敌联合委员会。抗联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具有政权性质。(当时国民党有县政府,为照顾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不便以县政府名义出现)。县委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了各乡自卫队和区队,配合主力部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令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企图聚而歼之。他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大军向新四军华中根据地进犯。首当其冲的是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汤恩伯率领十万大军以七倍于我的兵力越过平汉线向边区进攻。日军也沿陇海线向东“扫荡”,边区面临敌顽两面夹攻的不利态势。中共中央命令华中党组织和军队,坚持抗日阵地,打破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彭雪枫部,坚持豫皖苏边区,抵抗顽军东进,防止其切断八路军同新四军的联系。涡阳正处于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的最前线。

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1940年10月,区党委决定撤销皖北特委,建立豫东南和皖北两个地委,赵文甫任皖北地委副书记,不久又任书记。12月皖北地委撤销,建立涡浍地委,他又改任地委组织部长。这一时期他虽不兼任涡阳县委书记。但地委分工仍由他主管涡阳的工作,尤其武装斗争是他亲自领导的。为了反顽斗争的需要,在已有区、乡自卫队基础上。1940年11月成立了涡北抗日自卫团,赵文甫任自卫团政委。开始,自卫团只有二百多人,以后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他带领自卫团积极配合主部队向涡阳方向游击,袭击日伪顽军。年底他率领自卫团胜利地进行了吴桥寺反袭击战,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回击了顽军的磨擦挑衅,保卫了边区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安全。

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赵文甫奉命带领县自卫团配合主力部队向涡南敌占区挺进,开辟新区。他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开明绅士,组织起涡南区武装。他利用日顽矛盾,带领部队夜袭日伪据点张村铺,缴获敌人200多条枪。在新区站住了脚并很快建立了江集区的党政组织,打开了局面。

1941年春,涡浍地委决定赵文甫兼任涡阳县长。在主力部队不在涡阳的情况下,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他领导涡阳县军民就地坚持斗争。在涡河沿岸,开展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同时,他指挥县自卫团在龙山集、青町集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打击了顽军的反共气焰。由于赵文甫在反顽斗争中坚决、勇敢,表现突出,成绩卓著,受到区党委的嘉奖。

1941年5月,赵文甫奉区党委之命,带领部分地方干部转移到津浦路东,进入淮北根据地。他被派到宿东地委任地委委员。同年11月,调淮北区党委任组织部副部长。

由于艰苦的生活及紧张的战争环境,赵文甫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经常咳血,难以坚持工作。经区党委批准,从1942年10月至1946年夏,他停止工作,治疗休养。

(五)

1946年9月,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进攻淮北根据地,大敌当前,赵文甫虽然肺病尚未痊愈,但他主动向华中七地委领导提出要求参加自卫战争。(当时淮北区党委已撤销,原淮北区党委所属地区,改属华中分局七地委)地委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担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赵文甫到泗阳工作时,敌情十分严重。1946年8月下旬,山东野战军由运河西的淮北转移到河东的淮海地区。国民党军队侵占了两淮与运河西岸,切断了华中七地委与华中分局的陆地联系,使淮北路东地区的七地委所属地区完全变成了敌后。陈毅和华中分局指示七地委,要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要求“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以有力地配合主力作战,争取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地处淮北中心地带的泗阳,这时形势十分困难,党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两个区,反动势力活动相当狂獗。赵文甫临危受命,他带领泗阳军民坚决执行华中分局就地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首先,加强政治宣传,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布,坚持对敌斗争,与全县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安定民心。其次,针对当时地主还乡团和内奸活动猖狂的情况,提出“反奸复仇”的口号,把证据确凿的内奸分子抓获,大会公审后处决,大长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同时,在军事上避开敌人主力,灵活游击,寻机歼灭土顽,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人民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泗阳的对敌斗争形势大有好转,恢复和扩大了三个游击区。赵文甫因此受到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表扬。

但是,由于七地委主要领导人对华中分局就地坚持斗争的方针执行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力,使整个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困难。1946年11月底,地委主要领导决定撤退到运河以东。地委内部和县的领导干部中许多人不同意撤退。在地委布置撤退的会议上,赵文甫挥泪力陈坚持就地斗争的种种理由和有利条件,力主坚持下去,反对撤退。地委主要领导不听赵文甫等同志的意见,仓促撤退。许多干部、群众事先没得到通知,来不及妥善安排,造成很大的损失。

赵文甫随地委撤退到河东后,决心向华中分局反映自己的意见,临行前,他写信给七地委主要领导人,说明他要到分局反映对地委撤退的意见。到分局后,他受到分局书记、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的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听取了赵文甫对淮北斗争形势的看法和对地委撤退的意见,邓、张两位领导表示赞同他的看法,支持他的意见。并热情鼓励、表扬了他。同时告诉他:在撤退前,分局曾电令地委不要撤退。随后,邓、张两位领导和分局委员、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分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谭震林等一起召集七地委主要领导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后,严厉批评他们对分局指示的坚持就地斗争方针动摇的错误,决定调整地委主要领导人,要求他们迅速完成休整后,打回运河以西,全面恢复淮北路东地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总结淮北撤退的教训,统一思想集训,重新打回淮北,坚持武装斗争,中共中华分局派分局委员、民运部长刘瑞龙代表分局主持召开淮北工作检讨会,赵文甫参加了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批评了七地委主要领导人不执行华中分局指示,仓皇撤退,造成严重损失的错误。不少同志在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赵文甫也在会上发言,严厉批评地委领导人的错误。刘瑞龙作了会议总结。通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淮北能够坚持下来的思想,伸张了正气,鼓舞了斗志。会后,在主力部队支持下重返淮北,收复了失地。

赵文甫没有再随部队返回淮北。1947年1月他奉命随华中分局转移到山东解放区,任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人力动员部巡视员。其任务是组织动员并检查督促各地为支援解放战争所做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同年10月任胶东土改工作队队长,参加了半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他随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自华东解放区赴中原解放区工作,回到了阔别八年多的故乡豫西,到中原局所在地宝丰就任中原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9月中共豫西区党委成立,赵文甫任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他任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赵文甫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厅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3年3月任省委第二副书记,1955年5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以后,仍然长期分管组织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

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原中共豫西、豫皖苏二个区党委合并基础上建立起来。1952年又与原中共平原省委合并,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组织工作责任重大。河南在历史上备受“水、旱、蝗、汤”灾害之中,省委成立后,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巩固政权,抗美援朝,支援新区,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准备等艰巨任务。赵文甫作为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为省委宣传上述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时,河南全省县(处)级以上干部不足三千人,这同形势任务的需要相差甚远。省委组织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组织部关于积极提高老干部,大胆培养提拔新干部的正确方针,对在斗争实践和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及时识别、培养教育,大胆提拔使用。数以万计的密切联系群众,熟悉当地情况,又有一定斗争实践经验的新干部迅速成长起来。老干部通过在职和离职学习,“干什么,学什么”,迅速得到提高,基本上适应了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同时,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调整组织机构,把原有的十个地委合并为五个地委,抽出五个地委、专署建制的干部班子南下支援新区,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分配的任务。对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调整充实了干部。满足了政权建设的需要,还抽调一批干部转到工业战线,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建设对干部的需求。

河南省委成立之后不久,在干部队伍中实行如此大规模地频繁地调动和调整中,能始终保持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队伍的大团结,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能如此,应该说与赵文甫主持的省委组织部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地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是分不开的。

赵文甫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他经常在组织部的各种会议上讲,提拔使用干部一定要公道正派,对于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不论来自何地都要重用提拔;反之就坚决不能重用,不能提拔。一位从河南调往湖南的领导干部,湖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认为他能力强,主张提拔重用。赵文甫则认为此人能力虽强,但党性差些,不能委以要职。湖南那位负责同志却说他“善于骑怪马”可以重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中共中央中南局有关领导同意并采纳了赵文甫的意见。

赵文甫坚持搞五湖四海,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平原省撤销后,一部分干部分配到河南工作,对这些干部他一视同仁,在安排工作、住房、生活等方面优先照顾,从而加强了干部之间的团结。

赵文甫特别重视组织部门的思想作风建设,他要求组织部门的干部在这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严守党的机密,在他的影响和严格要求之下,干部工作没有发生过任何失密和泄密现象。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工作中,对原则问题,他毫不含糊。一旦发现自己的意见不妥,他坚决收回,即使是对一般干部的意见也是如此。在党的生活会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诿过,从不以领导自居,带头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敢于讲自己的意见。谁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正确意见得不到他的采纳和支持,更不用担心自己因给他提意见而会“穿小鞋”。他对干部的了解从不单凭档案材料,而是通过多渠道地深入考察,更多地了解干部在现实工作中的表现。他不仅能熟练地背出许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简历,还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工作表现和主要优缺点。

赵文甫对广大干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他要求组织部门对干部来信要及时作出答复,重要的信件他亲自阅批。给他本人的来信,他都看作是党联系干部群众的一个渠道,认真阅处。对到组织部来访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因调动工作经过省委组织部的干部,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由衷地称赞组织部是“党员干部之家”。有一个干部调动工作时,爱人生病住在医院,孩子上学、入托儿所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这位同志从工作着想,毅然只身赴任,赵文甫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令专人安排、照顾该同志爱人治病,帮助解决孩子入托、上学问题。不久,该同志回开封开会,其爱人已痊愈上班,孩子也都安排得很好,他十分感动。几十年后,这位同志见到当年组织部的同志,旧事重提,仍然记忆犹新。

建国之初,一些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被俘或掉队、失散人员,纷纷找组织部门要求恢复党籍,安排工作。正确对待这些人员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需要认真审查,实事求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安排出理。经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军区政治部和省公安厅共同举办九期归俘人员训练班。在赵文甫主持下,对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弄清了问题,作出了结论,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赵文甫坚守地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他常对组织部的干部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嫌弃,不要歧视。”他要求组织部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定期谈话,热情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赵文甫一贯持慎重态度。在1960年发生的信阳事件中,一大批干部犯了错误。由于错误造成的恶果严重,1961年上级领导机关和省委派人检查时,有人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从严从重惩办,并提出对一名县委书记处以死刑。赵文甫不同意这种做法。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因犯有错误,被分配到豫北一个农场劳动,赵文甫曾到那里看望过他。原汝南县委书记付良太下放到新安城关劳动,赵文甫给新安县委书记肖志中打招呼,要一视同仁。他认为信阳事件,基层干部负有严重责任,但省委领导也有重大责任,对下边的干部处理面不宜过宽,对因执行上级指示犯了错误的干部处分不宜过重。他按照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南局指示精神,对信阳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一个个核实材料,认真研究,作了慎重处理,坚持一个不杀。

(七)

1955年1月,在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文甫当选为第一副省长兼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并任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书记。以后,在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又连任上述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长期主持全省经济工作。

他开始主持全省经济工作之初,正是河南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阶段。河南省“一五”计划草案是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参照国家给河南的五年计划指标和全省实际情况,从1953年开始编制的。赵文甫主持这项工作以后,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反复论证。1955年6月和8月,分别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会议和省人民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河南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由省人民委员会组织实施。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当时全省干部都没有经验。赵文甫在工作中一面认真学习中央领导的指示,一面向工农群众和专家调查研究,虚心求教。他经常深入工人农村和建筑工地,同干部、科教人员、工人、农民座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常对厅局一级领导干部说,搞经济建设,我们缺乏经验,大家都要动脑筋、勤学习。

对“一五”期间河南重点建设的几个工业城市郑州、洛阳、平顶山、三门峡、鹤壁等,赵文甫逐个进行实地调查。这几个城市建设规划的制定,他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对国家在河南的重点建设项目,他会同有关部门一个一个地落实地方的保障计划。他对城市服务设施非常关注,每到一地都要详细询问商业网点、医院病床、道路交通、影剧院布点等公用设施同工业、人口的比例是否配套,城市供水解决如何。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他都及时给予解决。

经过全省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省“一五”计划指标得以提前超额完成,全省新建、扩建厂矿347个,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新建或扩建厂矿开工,“一五”期间河南省全省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大幅度增长,比1949年以前的50年增长了6倍。在农业方面,修建了南湾等5个大型水库及11处蓄洪、滞洪工程,粮食产量连年稳步增长。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是与赵文甫的精心组织和指导分不开的,他为此倾注了全力,作出了贡献。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河南省是全省最积极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河南省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赵文甫,开始时,他的头脑也是很热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是热情支持,积极拥护的。但当这场运动出现“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大办食堂等问题时,他发现较早,纠正错误的态度也较为坚决。

1959年春,赵文甫到豫东农村检查工作,发现由于干部虚报粮食产量,搞高征购,致使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一路之上,赵文甫多次遇到群众拦车反映问题,他走村串户,体察民情。在灾民面前,他多次流下热泪,在群众大会上,他诚恳地说:“父老乡亲们生活这么困难,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工作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我首先作自我批评。”在豫东的日日夜夜里,他卧不安席,食不甘味。他一面向省委和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面采取紧急措施。首先他在商丘市主持召开了开封地区各县委书记会议(当时商丘属开封地区),接着又在各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揭露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统一认识,布置救灾工作。他从省里调拨几十辆汽车昼夜不停地从各地调动粮食到豫东各县,保证灾区大人小孩每天都能吃到1斤粮食,还拨出救济专款专门用于为群众治病;从省里抽调几百名干部,带领大批医务人员和药品到灾区各村,设立医疗站。为重病人集中医疗。他和开封地委的负责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关于当前群众生活问题的十项紧急措施》。对群众的粮食供应、食堂管理、疾病治疗、住房、烧柴、工资、休息、牲畜饲养以及改进干部作风、加强领导等十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安排,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使群众生活困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事后,赵文甫向省委写出了书面汇报,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大声疾呼,以求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他列举群众生活困难的种种事情,指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特别强调干部作风方面严得存在的问题,如反瞒产、高征购、弄虚作假、多吃多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等;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他强烈呼吁改进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疾苦,反对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只满足于形式上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只讲动机,不看效果;他指出要坚决以对弄虚作假、浮夸、报喜不报忧;要在干部中强调对党和人民忠诚老实,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承认错误;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群众监督。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足够重视,以至不久以后又发生了比豫东事件更为严重的信阳事件。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搞反右倾运动,赵文甫因发表上述意见反而受到了批评和指责。直到1961年中共中央和中南局在解决河南问题时,才肯定了他解决豫东问题的正确意见。

自1958年以来,河南省与全国一样,在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中,犯了比较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对一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和批判,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极不正常的现象,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从1961年4月开始,对全省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赵文甫受省委委托主持这项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党的干部政策,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1962年底,使全省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与此同时,还摘掉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工作调整了党内外关系,团结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对于调动全省党员和人民的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八)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赵文甫同省委的大多数领导一样,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雨之中。

5月底,他和省委其他领导带领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南下广州,在陶铸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共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等问题。会议决定,文化大革命“必须有领导地进行”,“凡是开展运动的单位,要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去领导”。会议还未结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河南各大专院校也混乱起来。于是,6月2日会议一结束,赵文甫就和省委其他同志连夜返回河南,他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积极主张和支持省委向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会后,他率工作组先后到新乡师院、郑州大学开展工作,深入到师生中间调查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学校党委稳定局势。6月下旬,当各大专院校出现两派斗争、而且一派学生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和广大学员、干部的情况时,赵文甫和杨蔚屏等及时起草了郑州大专院校工作组的“五条讲话要点”,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提出“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要逐步实现“三结合”。吸收校党委的领导干部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五条意见经省委同意下发后,很快遏制住了正在把矛头指向校党委的浪潮,对于稳定河南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再次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19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郑大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支持和煽动学生造反后,大专院校的少数派学生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就发起“炮打省委司令部”,而赵文甫则首当其冲。9月5日,郑大学生发起“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把矛头指向赵文甫;9月7日,省委机关造反派就对他“开展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9月8日,省直机关的造反派对他“再一次揭批”;9月11日,在造反派组织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9月19日、9月21日,他又接连遭到批斗。此后,他和杨蔚屏等被关押到郑州大学。他遭到“重炮猛轰”和轮番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进行顽强斗争,他对强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罪名进行多次反驳:“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家评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夺取”风暴后,河南也陷入了全面夺取的动乱之中。赵文甫面对严峻的形势,忧心忡忡,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河南局势的发展。当河南省军区及驻豫部队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军委的决定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后,尤其是在省军区坚决抵制造反派全面夺权的二月战争中,他立即给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写信,“表示热烈地拥护和坚决支持”,并对林彪、江青煽动造反派“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官兵以致于打死人”的罪行表示“万分愤慨”!同时,他还大力支持省军区吸收地方领导干部参加,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这样,曾一度扭转了生产形势。他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更激怒了造反派,因而遭致了后来对他更加残酷的摧残和迫害。

1967年5月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准备建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河南省一些原领导人,包括已经被打倒的,大都被召进北京参加会议,唯独不让赵文甫到会,后经周恩来总理查问并指示,才接他到京参加会议。但是主持解决河南问题的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据不允许赵文甫发言,更不听取他的意见。他们和河南省的造反派早已决定把赵文甫作为河南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河南的代理人”彻底打倒。

当赵文甫得知中央文革决定把他作为敌我矛盾,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时,他流着眼泪对他在北京上大学、前来看望他的女儿说:“说我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我承认,把我当做敌人,我想不通,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所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女儿坚定地说:“爸爸,您放心,我相信您。”在那个年代,他只能从自己的亲人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1967年6月18日,赵文甫被造反派们从北京押送回到郑州。一下火车就被游街,以后连续在省直各单位批斗。他在政治上受到诬陷和诽谤,精神上承受巨大屈辱,肉体上受到种种非人的折磨。

以后,他虽然由省军区派人监护,化名住进在郑州的空军某部医院治疗,但是社会上的造反派经常寻机滋事,四处打听他的行踪,曾数次策划从医院把他抢夺出去批斗。在最紧张的时候,担任监护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几次将他转移住地,有时还住在野外帐蓬里。

不久,他已患多年的肝病急剧恶化,出现严重腹水,生命垂危。因为他是中央点了名的人,当时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不得不把他的病情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后及时下达了三条指示:一、立即停止批斗;二、住院抢救;三、由省军区实行监护。周总理还特别指示,这三条要向赵文甫本人传达。赵文甫听了总理的指示后泪如泉涌。后来他多次说:“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我活不到现在!”周总理逝世后,他大放悲声,痛不欲生,伤感情绪持续很久很久。

赵文甫虽然身处逆境,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病中,上边派人不断地要他写检讨,交待“罪行”,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他想不通,就在检讨中写下“我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严重错误。”这又招致了造反派接二连三的批判。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发表了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中关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的提法,从此造反派再也不批他这一条了。但他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都如实检查,从不上推下卸。

1969年10月1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全国进行战备疏散。1970年初,赵文甫被遣送到灵宝县医院,并化名赵五住在医院职工宿舍的一间平房内,由县医院的李医生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和生活。在这里他经常接待一些外调人员,有的人对他诱供、逼供,但他坚持说实话,说真话,并且作这些人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对他们讲道理。最后总是让他们带走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他常借此对在身边照顾他的未成年的儿子讲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做人首要的是诚实、正直”。

在灵宝县医院一年多,赵文甫曾两次大出血,病情日重。林彪事件之后,应县医院和他的要求,1971年底回到郑州住进解放军153医院。面对严重的病情,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为了治病,他什么样的痛苦都能忍受,他找来大量医书,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便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他长期腹水,肚子像身怀六甲,但即使大雪天,他也坚持到室外活动。无论病情多重,他也坚持读书看报,他有一个强烈信念:“我不能死,我要亲眼看看那些祸国殃民者的下场!”1971年底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要求赴京手术治疗。经周总理过问,他于1972年2月8日赴京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直到这时,他才得以恢复真名。

赵文甫在北京治病期间,正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全国形势开始好转之时。在北京,他得到许多老领导、老战友的关怀和帮助。已患病住在北京医院的老上级、老领导邓子恢和他的夫人陈兰对他关怀备至,让他们的老管理员经常为他购买营养品;许多老战友到医院探望,给他送来友情和温暖;他的夫人和子女到医院精心照顾。这一切给赵文甫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在病房,他经常帮助医务人员做病友的思想工作,在长达一年多的医院生活中,他与医务人员和病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医务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下,他的身体状况大有好转,之后,由著名专家陆维善大夫主刀为他作了脾摘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经过一段恢复,赵文甫于1973年5月回郑州休养。

回到家中,他在生活上得到亲人们很好的照料,加之他积极锻炼身体,健康状况日趋好转。这时,他的政治结论仍然久拖未决,既不宣布解放,更不予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他仍然坚信党、坚信群众,不悲观、不失望,天天读书、看报,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当时他的工资被扣发60%,但他仍按原工资交纳5元党费。他想终有那么一天,会回到党的怀抱里来。

(九)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到此结束。赵文甫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不久,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相继恢复工作,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赵文甫的“河南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平反。这位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干部,甚至未能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党的组织生活。

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和干部、群众都在关心着赵文甫。他们纷纷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希望赵文甫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使他早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6年就有人曾到中央组织部,找到李步新副部长,反映赵文甫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放”、党的组织生活还未恢复等问题。李步新副部长感到很惊讶,因为赵文甫历史上既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坐过牢,只要戴不上“叛徒”的帽子,早就应该“解放”了。他表示,在他的印象中,赵文甫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了解一下情况,争取促成早日解决赵文甫的问题。

当时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胡立教(以后任省委第二书记)为了早日解决赵文甫的“问题”,找过曾在豫皖苏和淮北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张爱萍。张此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因赵文甫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豫皖苏和淮北根据地工作,张对赵有所了解。胡立教说,赵文甫的问题本来没啥事,可就是有人不“解放”人家。他请张爱萍向有关方面反映赵的情况,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

广大干部、群众也纷纷提出,赵文甫的“走资派”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定的性,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赵文甫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了。

1977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中共河南省委分别作出决定:“恢复赵文甫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河南省委准备分配赵文甫作一些适当的工作。这时,立即走上领导岗位固然是好事,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批判”的一种洗雪。早日恢复工作,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赵文甫所日夜盼望的。但是,当想到自己长期被剥夺阅读、学习中央和省委文件的权利,脱离社会生活和党的生活已经十年之久,对许多事物、许多事情也比较生疏时,赵文甫产生了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好好充实一下自己头脑的想法。不久,河南省委同意了赵文甫到中央党校学习的要求。

(十)

1977年9月,赵文甫正式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党校分为一、二、三部。赵被分到一部即省、部级高级干部学员班学习。这是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其中有不少是类似赵文甫这种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头上还戴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现在尚未及除去种种“帽子”的老同志。大家在“十年浩劫”中境遇相同,大难不死,劫后重逢,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学习中,赵文甫除了认真学习中央党校规定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党史、党建等几门课程外,还阅读、学习了大量的中央文件。尤其是在中央党校经常可以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的各种报告,使赵文甫收益极大,感到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提高。当时的中央党校由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上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校长胡耀邦。胡耀邦精力充沛,思想解放,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在中央党校深孚众望。他在主持校务期间,不仅经常给干部、教师、学员作报告,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造舆论;而且负有中央交给的考察了解干部的使命。因此,经常深入到学员中去,了解学员所在的部、委、省、市的各方面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央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干部的安排使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一天,胡耀邦约请赵文甫和几位学员一起到他家中作客,实际上是召开一个座谈会。在谈话中,胡耀邦向赵文甫详细了解了河南省级领导干部的情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河南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敏生、赵文甫和杨蔚屏三人在“文革”中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情况。赵文甫就在耀邦所要了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汇报。胡耀邦“文革”期间曾在团中央设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对河南省的情况有所了解。当听到赵文甫说“文革”中被打倒的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都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时,表示极大关注,同时对赵文甫反映的河南省其它方面的情况也非常重视。赵文甫向胡耀邦汇报的河南情况,为中央中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调整河南省委的领导班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在中央党校结业以后的工作去向问题,也是赵文甫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鉴于“文革”中他在河南受过严重的迫害,而且有的人还在台上,他萌发了将来离开河南的念头。为此,赵文甫找过胡耀邦,谈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现在的处境,要求胡耀邦向中央反映,能否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时调离河南,换个环境工作。胡耀邦对赵文甫的心情表示理解,同意可以对赵文甫本人的意见作适当考虑。

1978年春,赵文甫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在此之前,胡耀邦约赵文甫谈了一次话。谈话中说:本来打算按你的意见,调你到其它省工作,但河南省委打电报欢迎你回去,中央认为你还是回河南工作比较好,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赵文甫说:组织决定我服从。胡耀邦对赵文甫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表示满意。

(十一)

赵文甫回河南向省委报到以后,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派省委统战部长刘鸿文同他谈话,说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是让他担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现在先来征求赵本人的意见。赵文甫表示不同意。这时,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的时候,赵文甫表示愿意到省教科文战线工作,请省委考虑自己的意见。省委经过研究,同意了赵文甫的意见。

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赵文甫同志参加省委工作,任省委委员、常委。省委任命赵文甫为省革委科教办公室主任。从此,赵文甫又恢复了自“文革”初期遭揪斗、受批判以后被剥夺了的工作权利,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从熟悉情况入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关于彻底砸碎禁锢束缚教育、科技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头脑和手脚的“两个估计”,充分肯定教育、科技战线在“文革”前十七年工作成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知识分子政策,为河南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大量的工作。

河南是“文革”的“重灾区”、科教战线又是河南“文革”中的“重灾区”,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十分艰巨。1978年7月11日,在省直科教战线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赵文甫代表省委作重要讲话。指出:一定要切实加强对揭批“四人帮”这场运动的领导,“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定要彻底砸烂。对‘震派’、‘风派’、‘溜派’、‘捂派’人物,一定要从领导班子中拿下来。对混进领导班子中的坏人和打砸抢分子,一定要清除出去,并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要认真转变作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紧紧抓住大案、要案,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打歼灭战。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1978年7月4日,邓小平针对郑州大学一位党员向中央反映该校贯彻执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有阻力的来信摘报,作了重要批示:“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揭批,不整顿领导班子,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搞好。”河南省委接到中央传达的邓小平批示后,极为重视,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专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落实措施。赵文甫和常委们都认为,邓小平的批示极为重要,不仅提出了郑州大学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给河南所有高等学校和整个科教战线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全省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会后,赵文甫作为全省科教工作的负责人与省委胡立教书记一起,亲自到郑州大学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落实邓小平批示精神,主持召开郑州大学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和各种形式的干部、教师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广泛听取来自广大干部、教师的意见和要求,为省委解决郑大存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以后,省委根据邓小平批示和郑大党员、干部、教师的要求,整顿和加强了郑大领导班子,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开了郑大问题的盖子。同时,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决了郑大当时存在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郑大的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由于狠抓了郑大这个典型,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

(十二)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和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班子,任命段君毅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刘杰为省委常务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胡立教继续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赵文甫坚决拥护这一决策,表示一定要在调整后的省委领导下,为省委主要负责人当作参谋和助手,认真抓好省委分工让自己分管的工作,同心协力,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随着河南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许多在“文革”中被颠倒了的是非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被歪曲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影响比较重大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发[1967]216号文件及附件,为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案彻底平反(同一文件还宣布为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文敏生,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何运洪彻底平反)。12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召开有1千多万人参加的全省广播大会,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宣读了中共中央为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省委还宣布,凡是因上述同志“走资派”同题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和亲属、子女,一律平反,有关材料一律销毁。数年沉冤彻底洗雪,赵文甫衷心感谢党中央的这一正确决定,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赵文甫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精神振奋,努力工作,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为河南省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文甫相继被中央和省委任命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纪检会筹备组组长、省委政法小组组长。197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赵文甫为河南省委书记(当时为第一书记制);同年9月20日,在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补选赵文甫为政法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主席。

在调整后的河南省委领导下,赵文甫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他积极发挥自己在河南工作时间较长,情况比较熟悉,对干部比较了解等“老河南”的特长,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中央指示,在省委领导下,他具体分管河南“揭批查”工作,常常亲自领导和参与一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坚持省委常委集体审批原则,排除干扰,清查处理了河南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为营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平反昭雪,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为河南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工作中心转移作出了贡献。在政法工作中,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依法办事,秉公办案,敢于碰硬,一抓到底,为严厉打击各种犯罪分子,稳定社会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赵文甫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怀有深厚的感情。1979年2月,在他刚刚恢复省委书记职务(兼任省纪检会筹备组组长,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时候,听到社会上流传着刘少奇在“文革”中死于开封的消息,就立即派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的两位工人人员到开封实地调查,弄清真相后,又马上派人到开封将刘少奇的骨灰取回省委,妥善保存,并将上述情况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段君毅、胡立教、刘杰作了详细汇报。河南省委又及时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和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中央在正式为刘少奇平反之前,得知了刘少奇骨灰的下落。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赵文甫又受省委委托,与省委常务书记刘杰一起,将刘少奇的骨灰护送到北京,代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表达了河南人民对刘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

(十三)

1983年4月,赵文甫在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加强人大常委会的自身建设,密切联系广大人民代表和人民群众,为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履行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80年5月起,赵文甫先后兼任省委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主任、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为征集、整理、编纂河南党史资料,研究、编写河南地方党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以后,赵文甫虽然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然关注着河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曾经多次到基层实地考察,调查研究,给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篇又一篇的调查报告,他提出的尽快解决豫西一些地方缺水问题的报告和解决河南电力不足问题的报告,都是实地亲自调查后撰写的,字字句句凝聚着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情。直到病危之际,他还在认真阅读省五次党代会的各个文件和省委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一丝不苟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对这次党代会提出的“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指导思想表示由衷的称赞。

(十四)

1990年12月25日,赵文甫因长期劳累患病,医治无效,在郑州逝世,终年77岁。

1991年1月11日上午,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赵文甫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由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主持,省委书记侯宗宾介绍了“赵文甫同志生平”。侯宗宾指出:赵文甫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赵文甫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侯宗宾最后说:“赵文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侯宗宾的讲话,是河南省委对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