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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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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天洋

点击:308次时间:2021-09-26 22:06

游天洋,原名游泳,别号润涛,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897年生。1918年12月,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①。次年12月,在武昌发动焚烧张敬尧鸦片烟种运动,声震湘鄂两省,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驱张运动”。1921年11月,于洛阳发动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罢工获得圆满胜利,从此拉开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1921年底,在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发展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洛阳组组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和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主任等职,曾率团参加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立法大会,为早期工人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后遭反动势力胁迫,并因工人运动遭受破坏而忧愤成疾,于1922年冬不幸病逝于郑州,年仅25岁。

游天洋是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袖,是北方地区为工人运动捐躯的第一位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死难的第一位党员。

(一)

游天洋,祖籍福建闽侯,家境比较富裕,从小随兄在北京读书。1916年10月,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时称交通传习所)实习班,修业两年,1918年12月毕业,分派到汉粤川铁路总公所工作②,任汉粤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见习副站长。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武汉三镇已逐步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英、法等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使这个美丽的山水城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近代殖民地城市所共有的巨大反差——一方面,诞生并发展了近代工商业,较之先前的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落后状况有了新的繁荣;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加剧了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登山四望,江面上,气笛声声,“米字旗”、“三色旗”飘摇游弋;街面上,洋人穿行,乞丐追随,灯红酒绿,饿殍横陈。英租界、法租界,把这个山水城市分割得七零八落。

面对此情此景,游天洋慨然兴起无限惆怅。他想起了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中的著名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祖国的大好河山难道就这样任人遭蹋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美丽的黄鹤真的不再回来了吗?

游天洋由武汉三镇想到了自己的家乡。美丽的福州早已在英帝国主义“五口通商”中被遭蹋得遍体鳞伤,马尾良港早已成为英帝国主义的“船政基地”。法帝国主义侵占马江,清朝守军数百人为国捐躯,家乡父老蒙受了奇耻大辱。这是为什么?难道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就不能站起来了吗?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生存了吗?

游天洋幼性孤介,思想深沉,卓然自异,常常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思考问题,从不随波逐流,更不肯与低级庸俗之辈合污同流。来到武汉,作为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按说,应该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青春理想。然而,武汉三镇畸形发展的现实却使他忧愤难平,可又一时找不到拯救民族、改造山河的具体门径。他陷入了一种十分苦闷的心境,郁郁寡欢,无心职守。时常独自一人,或漫步街头,或静坐山顶水边,苦苦思索,这漫长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下去呢?眼前这场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能唤醒国人吗?

他站在长长的铁道边,望着奔驰而来的火车出神。火车到了,长吼一声,山摇地动,慑人心魄。转眼间,呼啸而去,消逝在茫茫无际的天边。他多么想化作一列火车啊!然而……

忽然有一天,1919年12月2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游天洋发现车站上有45麻袋鸦片烟种子,每袋重200斤,包上标明“奉天交发,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查收”③。啊!这么多的鸦片烟种运到湖南栽种,后果将是何等悲惨,难道还需要谁来说明吗?

当时,毛泽东等人正为驱逐张敬尧出湖南,而奔走呼嚎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驱逐张敬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张敬尧为牟取暴利,而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致使烟禁大开,烟毒泛滥,危害甚烈。但是,一直未能查出张敬尧偷运鸦片烟种的罪恶证据。游天洋的这一发现,无疑是震惊湘人的睛天霹雳。于是,他一面设法将烟种扣下,不给发车;一面秘密电告长沙、北京、上海各公团报馆,秘密转告武汉各界及旅鄂湘人团体,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粉碎张敬尧偷运烟种的罪恶图谋。

消息传开,举国上下,舆论大哗,一致愤怒声讨张敬尧的滔天罪行,对湘民正在开展的“驱张运动”是个有力的配合。张敬尧闻讯大惧,急令押运官兵火速起运,怎奈游天洋从中阻挠,不给发车。想捕杀天洋,又恐社会舆论所不允。最后,被迫于鲇鱼套车站将烟种全数焚毁。目睹者无不拍手称快!

张敬尧的烟种焚毁了,游天洋也因此而为张敬尧所忌恨。为免遭不测,他被迫离开了武汉。

(二)

游天洋回到北京,兄长埋怨他闯了大祸,要他在家闭门读书,另谋出路。然而,游天洋不甘寂寞,只身离家,要到北国塞外去干一番事业。他先到了张家口,又到了晋北,以后又到了蒙古和满洲的许多地方,最后又回到了北京。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虽然没干成什么事业,却使他开阔了胸襟视野。他决心一辈子不婚配,无牵无挂,肩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

此时,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北京知识青年,思想活跃,畅谈着各种改造社会的理想理论。尤其是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学生,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积极学习马克思想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走出课堂,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工厂是他们的一个活动基地。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轮流来到这里,通过开办工人夜校,把工人组织起来,为工人群众义务讲课,讲解社会革命道理,教工人学文化技术,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游天洋,在他眼前展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他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并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了当时刚刚成立且尚未公开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游天洋参加了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受到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意识到组织群众,特别是组织工人群众对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他立誓到群众中去,唤醒民众,开展革命活动,实现他改造社会,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

(三)

1920年冬,游天洋来到他哥哥任站长的陇海铁路洛阳车站,谋了个员司的职位。员司,即工程师,属于比较高级的职员,是许多人竭力谋取而不可得到的职位。游天洋当上了员司,有一套舒适的花园洋房。地毯家俱,都很讲究。窗明几净,环境优雅。桌上放着工作文件,橱上放满中西文书籍。墙端悬桂一柄长剑,还有西洋油画数幅,大有古游侠之风。洋房门外,是一片欧式花园,还有一位守门的老工友。这一切,无不显示着房主人高雅的气质和优越的社会地位。

然而,决心为改造社会而献身的游天洋,却并不安心于这样的舒适生活。

洛阳,乃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炎黄子孙的摇篮。九朝古都,人杰地灵。历史上,曾有多少政治家、军事家,在这里导演过一幕幕悲壮的史剧,也曾有多少思想家、文学家在这里写下了一部部辉煌的历史篇章。这些千古不朽的史迹,曾对年轻的游天洋产生过巨大的激励作用。他常对人说:“住在洛阳,就是洛阳人。我们要在这里干一番事业,不要辱没了洛阳这块好地方。”他生活充实,奇怀磊落,像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那样,脱下洋装长衫,换上工人衣服,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想主义,宣传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陇海铁路原是清朝政府向比利时和法国贷款修建的。1903年签约,1905年动工。1910年,首先建成通车开封至洛阳段。到1921年陇海铁路罢工爆发时,东起徐州,西达观音堂,通车里程全长1200多里。按照贷款协议规定,比法两国垄断了全路人事、财务、经营管理等各项路政大权。名义上是中国的铁路,实际上成了比法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工具。另外,从清朝政府起到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操纵铁路大权的政府官员,从上至下,形成了一个既庞大又牢固的统治系统,北洋政府虽几经更迭,而此交通系财阀却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加之当时盘踞河南的封建军阀,特别是1920年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坐镇洛阳,更把陇海铁路作为其吸食民膏的手段。这样,在上述三股反动势力盘剥压榨之下,陇海路工较之其他路工的生活就更为凄惨了。工人工资很低,多数工人工资每日只有三四角钱,最低的不过一角钱,而当时每斤小麦就要一角二分钱。所以,除独身工人外,大多数工人难以养家糊口。更有甚者,这点低微的工资,还常常受到无理克扣。

当时,洛阳是陇海路上的一个大站。除车站外,还有东西两个工厂和一个医院,共有职工一千余人。其中西厂是全路最大的机车修理厂,有职工800多人④。和其他铁路工人一样,洛阳的铁路工人也信奉老君,尊老君为铁工开山鼻祖。相传华山上的一段登山铁链即为老君所修,向有“老君犁钩”之说。当时,封建帮会势力在洛阳也很严重。各个帮会以工头为首,结成团伙,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冲突。游天洋最初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不仅社会舆论嘲讽他,就连他作站长的哥哥也对他不理解,不支持,骂他胡闹。但是,性喜独立思考的游天洋,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很难改变他的主张。他凭着献身社会革命的坚强意志,终于在“老君会”的名义下,把洛阳铁路工人组织了起来。

游天洋外表严肃峻峭,内心却充满着无限同情。尤其对于受尽剥削的劳苦大众,更是体恤怜悯备至。他放下知识分子架子,走家串户,访贫问苦,深受工人群众欢迎。大家称他“游先生”,他摸了一把自己浓密的连鬓胡茬说,“咱们一家弟兄,就别叫我先生了。我胡茬恶,就叫我‘游胡子’吧!”从此,“游胡子”就成了工人群众对他的亲切称呼。

1921年5月,在北京大学邓中夏、罗章龙等青年学生的宣传组织下。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同年9月,郑州京汉铁路同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消息传到洛阳,工人们十分高兴,奔走相告。游天洋先后派人到长辛店和郑州学习经验,并于同年11月5日正式成立陇海铁路洛阳工人俱乐部⑤。工人弟兄主动缴纳会金,情绪十分高涨。俱乐部筹集资金,开办工人夜校,聘请曾在长辛店工人夜校当过教员的白眉珊任教员。还拟购置义地,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在游天洋的精心组织下,俱乐部的活动红红火火地开展了起来。

经过游天洋的主动联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在洛阳设立了发行站,游天洋担任发行员和特约通讯员。他经常组织工人学习《工人周刊》上的文章,利用《工人周刊》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的罢工运动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陇海路工在比法帝国主义、交通系财阀和封建军阀三股反动势力压榨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爆发工人反抗压迫、特别是反抗洋人压迫的小冲突。“彭大个刀砍旱鳖”就是其中一例。1918年的某一天,洛阳东厂老工人彭大个提早几分钟干完了活,就去洗手,准备下班。此事正好被洋人厂长汗别(工人叫他“旱鳖”)看见,说他违犯厂规,要罚他两角钱。彭大个不服,几经争辩,罚金由两角变四角,四角变八角,一直变到三块二,还要开除他。彭大个忍无可忍,回家掂把菜刀来和“旱鳖”拼命,结果被送到汉口法租界判了3年刑,住进了监狱,两只眼睛都给气瞎了!工人们都很气愤,只是苦于没有办法。

1921年春,新任机务总管若里,从法属殖民地安南国(即今越南国)来到陇海铁路,用殖民地统治的一套办法专与中国工人为敌。他任意改变路规定例,减发工料,罚薪裁人,全路工人无不愤慨,纷纷酝酿着如何将他驱逐出去。

1921年11月8日,陇海铁路徐州车站发生了“八号门事件“,洋人厂长无理关闭工人上下班必经的八号门,致使下班工人不能按时回到家中。工人群情激愤,挤开八号门,冲了出去。洋厂长借此事件开除两名工人领袖,激起全厂工人强烈不满,便派代表来到洛阳,共商对付办法。游天洋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为工人写下呈文,并历数若里损机苛工详情,要求路局查办。呈文经全路各站盖章后,于11月15日邮寄路局。

正在此时,11月17日,洛阳西厂发生了洋副厂长无理殴打老工人马玉田事件,成为陇海铁路全线罢工的直接导火索。

(四)

1921年11月17日早晨,洛阳西厂副厂长狄孟违反厂中定规,于第三声气笛未响前即关闭牌箱,不许工人拿牌进厂干活。而按厂中规定,拿不到工牌,就要按赖工计算,一天扣一天半工资。于是,工人一起与狄孟争辩。老工人马玉田上前拿牌,遭到狄孟殴打。正在这时,第三声气笛响了。工人们更加气愤地质问狄孟,而狄孟不仅不认错,反而扬言要开除和他争辩的20多名工人。洋人副厂长的蛮横行径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极大愤慨,已经进厂的工人也一齐拥出厂门,大家同到俱乐部商量对策。于是,一场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大罢工从此爆发。

事情发生后,游天洋认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一面组织东西两厂一起罢工,一面派人到陇海路沿线各站通报情况,要求各站工人一致行动,限路局3日内撤换若里,惩办打人凶手狄孟。否则,即于20日起全线罢工。另外,还派人到北京,向劳动组合书记部反映情况,请求派人前来领导罢工运动。

对于洛阳东西两厂工人提出的正当要求,陇海路局不仅不予支持,还责骂工人“无理取闹”,要求“立即回厂干活”。若里等洋人资本家更污辱中国工人说:“你们中国人没有3分钟热度。要干,立即上工。否则,全部开除。”甚至扬言:“我要一百条狗难,要一百个人不难。”工人们都说:“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厂上工,以后就更没法做人了!”于是,一致议决罢工,提出“十五条款”作为复工条件,“不达目的,誓不复工”。游天洋为工人写了《罢工宣言》,历数若里凌辱中国工人“十大罪状”,宣告从20日起陇海全线同盟罢工。《宣言》称,“同仁不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助声援”。“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仁,为中国人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不但同仁之苦可伸,亦诸君幸福之所在也。”⑥

陇海路罢工消息传到北京,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立即召集会议,研究“七点方略”,一面派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运动,一面在北京组织社会舆论,号召各铁路工人团体和社会各界声援支持陇海铁路罢工斗争,要求北洋政府和陇海路局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罢工事宜。

在罢工斗争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时刻,11月22日晚,罗章龙带着中共北京区委的关怀和指示,经过郑州来到洛阳。针对罢工初期的复杂情况,罗章龙与游天洋共同商定了《四点方案》,“坚持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首先,成立中心行动委员会,加强罢工领导力量。其二,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其三,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其四,筹集款项,预购粮煤等生活必须品,作长期罢工之打算。别外,还预备设立救济饭馆,救济贫苦工人。为集中力量打击外国资本势力,在斗争策略上决定采取“不误军运”的措施,争取军队保持中立,不干涉工人运动。

罢工斗争中,游天洋审时度势,及时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针对社会舆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为工人及时写出《第二次宣言》和《敬告书》,澄清是非,争取舆论支持。《第二次宣言》指出,“彼若里妄加工人手艺不精之罪名,而行克扣原料之实;判工人作事不周之罪,而施满充私囊之计,阴险叵测,无所不至。如此彼实以待亡国奴者待吾工人,以待牛马者待吾工人”。“工人亦人也。为人格计,为国体计,故出此罢工之下策,以为撤换若里之手段,其非工人欺负若里,无理取闹,已是昭然若揭。”⑦

陇海路罢工得到了共产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北京、武汉等地共产党组织的及时指导,得到了全国各铁路工人团休、特别是京汉路工人团体的援助和支持,得到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经过艰苦斗争,陇海路局被迫表示,除“暂留若里试办两个月”外,其余条款全部答复。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于11月26日晚双方签字复工。11月27日早晨,陇海各站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庆胜利,火车头上挂着“劳胜会”的红色布幅,气笛长鸣,开出车站。

罢工期间,千里陇海铁道,犹如一条死蛇,从东到西,僵卧在中州大地,震惊全国。北洋政府交通部和比法使馆一片惊慌,函电交驰,惶惶不可终日。罢工十日,路局损失数十万元,沉重打击了陇海路上的三股反动势力。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小视工人的力量了。

罢工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游天洋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献身社会革命的决心,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更加成熟了。1921年底,经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游天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洛阳组组长。这是洛阳、也是河南全省的第一个党员,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15日,游天洋组织全路代表在开封开会,正式成立陇海路总工会,并宣布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决定出版机关刊物《陇海路总罢工》,选举游天洋为总工会秘书主任。还决定由游天洋写出呈文,要求路局兑现“两个月撤换若里”的签字诺言。

然而,这时,陇海路局却对广大工人的要求置若罔闻,以“再留若里试办六个月”敷衍工人。工人闻讯,愤激异常,于2月7日再次发表《敬告书》和《宣言》,再陈若里罪状,决定于2月10日举行总罢工。路局见工人群情激愤,无可挽回,不得不答应工人正当要求,“开除若里本职”,“所有要求优待条件,核准实行”⑧。至此,陇海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3个月艰苦斗争,最终获得圆满胜利。

陇海铁路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直接序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胜利领导的第一次影响较大的罢工运动,在党史和工运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游天洋对早期工人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五)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按照党的指示,游天洋辞去员司职务,专任全路总工会秘书主任,并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人运动。他常对人说:“我亦革命一分子,以能参加毁坏旧世界的工作为荣。”在他的领导下,陇海全路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22年初,香港海员罢工爆发。2月3日,陇海铁路总工会发表援助宣言。2月5日,致电香港海员工会,报告陇海铁路工人本阶级互助精神,决定每人捐助一日工资,并盛赞香港海员罢工“主张之正当,以及诸君奋斗之勇猛,精神之一致,结体之坚固,诚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盛举,不仅为中国工人争荣誉,抑且为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一新纪元。同人闻之,不胜钦仰。”⑨同时,组织陇海路总工会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起,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积极筹款援助,被报界赞为“处此沉闷的北方空气中,有如此辉煌的劳动界,直可为空前未有之举动。”

1922年春天,针对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游天洋以陇海铁路机务全体工人的名义,发表《辩诬书》指出,工人组织工会,“本互助的精神,谋共同的修养,如组织工友补习班也,创立小学校也,扩充游艺俱乐部也,建设储蓄部也,计划消费贩卖所也,在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的人格为宗旨,一意整理内部事宜,外务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处处光明正大,循规蹈矩。”⑩从而粉碎了敌人的谣言,保障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1922年5月,游天洋作为陇海铁路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同年8月,他又率领由8人组成的陇海铁路工人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立法大会。大会期间,游天洋为陇海铁路代表团写出《请愿书》,率团到国会请愿,并向北京《晨报》吁请援助。在《请愿书》中,痛陈陇海铁路工人身受的种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强烈要求通过劳动立法,承认工会团体有契约缔结权,能代表工人参加政府企业机关,有管理工人事务的权利。

(六)

陇海路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中外阶级敌人的严重恐慌。他们不甘心失败,挖空心思,想出种种办法,来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先是以高官厚禄引诱游天洋放弃工人运动,继以威胁恫吓手段迫使游天洋离境。这些伎俩,都遭到游天洋的严辞拒绝。接着,他们又采用法国资本家高薪收买工头,培植工人贵族的卑劣手法,造成工人队伍分裂。

敌人的这一套手段是很毒辣的。为和游天洋领导的陇海铁路总工会以及沿线各站的工人俱乐部相对抗,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全路上下设立所谓的“交通传习所”和“研究会”。凡参加他们组织的工人,每人发给证章一枚,不仅不缴会费,还可每月享受3元钱的津贴。而且,还有推荐妻子和子弟在铁路就业的权利。在工人运动初期,当着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敌人的这一手是很容易奏效的。对于游天洋经过千辛万苦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无疑具有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

面对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游天洋忧愤难平,虽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亦未能挽救工人运动的颓势。敌人针对游天洋性喜急躁的弱点,屡屡设计陷害他,使他本来就很偏激的个性,益发刚烈暴躁。他处事临变有如暴风骤雨,蓬勃烈焰,令人不可向迩。显然,在如此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是不能这样感情用事的。因此,人们在怀念游天洋英雄伟业和高尚品质的同时,亦深为其个性的弱点而惋惜!

敌人的疯狂破坏在加剧。游天洋决计出巡全路,唤醒工人觉醒,力挽工运颓势。行至郑州、卧病医院,突发脑充血症,医治不及,不幸病逝。时1922年冬,年仅25岁!

游天洋英年早逝,引起工人群众的极大悲痛。陇海铁路工人在郑州为他举行追悼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挽联上写道:“是琦魂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劳动运动而死,死有重于泰山。”这幅挽联对游天洋的短暂一生,给予了高度而恰当的评价。


说明:

一、写作本文,曾多次访问过罗章龙先生,并参阅了他写的《游天洋》、《游天洋烈士简介》、《陇海铁路大罢工》等文章,还参阅了包惠僧、邓中夏以及许多老工人的回忆文章,并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订正。

二、陇海铁路罢工期间,全国主要报刊连续发表了大量消息、通讯、评论文章。本文主要参阅的有工人周刊、劳动周刊、新中州报、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大中国报、大公报等。

三、对上述文章和报刊资料的引用,除个别者外,未再一一注明。


注释:

①②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同学录》,其中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实习班毕业表》中有关于游天洋的具体记载。

③关于张敬尧偷运鸦片烟种事件,文献记载颇不一致。1920年1月6日,上海《申报》文章《湘人对张敬尧偷运鸦片烟种之公愤》,内录旅京湘人递交国务院的公呈。我们认为,此公呈中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本文依此说。

④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1983年6月30日出版的《征文资料选》第89页。

⑤《工人周刊》1921年12月11日。

⑥《劳动周刊》1921年12月3日。

⑦《晨报》1921年11月30日。

⑧《工人周刊》1921年12月17日。

⑨《民国日报》1922年2月11日。

⑩《民国日报》1922年3月1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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